1995—2006年，在为刘华清等几位红25军老同志撰写回忆录和筹备长征胜利60周年和70周年大型展览的过程中，研读了大量红25军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资料，并采访了一些红军老战士，收获颇丰。特别是将红25军的长征，同红一、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宏观上进行比较研究，对各路红军长征的特点进行对照分析，便有了些新的认识。本文仅就红25军长征的历史特点和战略作用作些探讨。
在参加和完成长征的四路红军中，红25军是人数最少的一路，但这支队伍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，艰苦转战万余里，在长征途中独立创建了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，并率先到达陕北，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别具特色的光辉篇章。
纵观红25军长征的全过程，并与其他各路红军相比较，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1．适时转移，长征前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
从总体上讲，各路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长征，是在强敌进攻、“围剿”面前被迫采取的军事行动，准备大都比较仓促。但是，具体情况又各有不同。“中央红军长征是在开始时因第五次反‘围剿’失利而被迫进行的。原来推行‘左’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，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，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，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”。红四方面军长征，实际上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开始的。中央政治局、中革军委于1935年1月22日曾向红四方面军发出指示电，要求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，与中央红军配合。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，除为摆脱敌人“围剿”外，也是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。过了嘉陵江，便难以再返回川陕边，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。而红25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，准备相对比较充分。主要表现在：（1）有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。早在1934年3月中旬，鄂豫皖省委即收到中共中央批转的“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的建议”，《建议》提出红25军应当实行战略退却，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。省委根据当时的情况，经讨论后决定暂不转移，并向中央作了报告。后来，中央来信表示“原则上同意”省委的意见，同时提出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的问题。1934年9月，程子华受中央委派，抵达鄂豫皖苏区，向中共鄂豫皖省委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。这样，部队就能得到发展，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，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。此前，省委曾收到中央《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通知》。11月11日，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世界杯2022美洲预选赛直播 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，做出省委率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定。从以上回顾中可见，红25军在走与留的问题上，经历了约半年的酝酿过程。创建一个根据地不容易，而保全红军主力更重要。红25军较好地处理了走与留的问题，在敌人对根据地尚未形成合围时撤出，较好地掌握了战略转移的时机。（2）进行领导机构调整和部队整编。首先是调整军的领导班子，让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军长，原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，吴焕先为军政委；省委对红25军实施直接领导，省委书记徐宝珊、秘书长郑位三和军的领导成员均为省委委员；撤销师一级编制，军直辖3个步兵团，1个手枪团；留下部分主力红军及地方武装，继续坚持鄂豫皖边的革命斗争。（3）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动员。出发之前，部队各级党组织向全体指战员讲形势，讲任务，使每个同志都进一步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。
2．小部队远征，行动便捷，多次摆脱险境
红一、红四方面军长征人数最多时达八九万人，属大兵团转移，红二方面军也有1万多人。而红25军长征出发时约3000人，人数最多时4000余人，属小部队单独行动。部队人数少，在敌重兵围追堵截之下，稍有不慎，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。但人数少也有目标小、行动便捷的优势。经过整编后的红25军十分精干，军直辖的4个团能征善战，后勤保障单位也都非常战斗化，全军随时保持着良好的战斗姿态。长征途中，红25军曾4次处于险境：在方城县独树镇遇优势敌军伏击，险些被围歼；在陕南庾家河受敌军突袭，程子华、徐海东等负重伤；在陇东汭河遭敌军拦截，吴焕先壮烈牺牲；在陕甘边板桥镇受敌军攻击，徐海东险些被俘。然而，几次遭遇“大难”，红25军都转败为胜，化险为夷，除全军指战员英勇善战外，小部队的精干、行动迅速敏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例如1934年11月26日的独树镇战斗，经过一个下午的恶战，我军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天黑以后，风雪交加，数倍于我的敌军仍在附近，第二天必将发动新的进攻。红25军指战员在极度疲劳、饥饿的情况下秘密集合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于深夜从敌人鼻子底下悄悄转移，迅速脱离了险境。
3．逐步转进，“走”、“打”、“蹲”相结合
长征期间，红25军的战略转移目标发生过多次变化，最初是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，但进入后发现这两个地区均不宜建立根据地，尔后转进陕南商洛地区，在那里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；半年后又西进北上，抵达陕北地区。红25军到达最终落脚点，是个逐步转进的过程，途中边走边打，又不失时机地“蹲”——在适宜的地区建立根据地，使部队得以休整、扩大。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时2980人，抵达陕北时3 400余人，队伍越走越大，这主要得益于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，补充了不少兵员。
4．路线正确，长征中未受大的挫折
红25军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。1932年10月，红25军一部（第73师）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川陕边，另一部（5个团）留在鄂豫皖边坚持斗争。同年11月，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重建红25军。重建后的红25军在反“围剿”斗争中经过挫折和失败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较早地摆脱了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影响。长征开始后，红25军同中央失去了联系，但也同时避免了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干扰。遵义会议前，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，使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损失惨重。红四方面军则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破坏，走了较大的弯路。而红25军则形成了一个在政治上、军事上比较成熟的领导核心，他们能够根据中央的总意图，从中国革命的全局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，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行动方针和战略决策。例如，对待沿途地主武装策略、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等问题上，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平。途经陇东兴隆镇回族区时，红25军政委吴焕先亲自制定了“三大禁令四项注意”（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，禁止毁坏回族经典文字，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；注意遵守回族的风俗习惯，注意使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，注意回避青年妇女，注意实行公买公卖），并张贴布告公示，秋毫无犯，深受回族群众拥戴。马青年等当地十几名回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，并随部队长征。后来，中央红军长征也从这一带路过，毛泽东耳闻目睹红25军留下的良好影响，称赞红25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，执行得很好。特别是在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上，红25军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，使自己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役战斗中的优势，长征中打了不少漂亮仗，能够在一次战斗中歼灭装备精良的整团整旅之敌。由于红25军基本上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领导下（这中间当然也有斗争，如关于“入川”问题的两次争论，但解决得较好），长征比较顺利，在每个阶段都实现了预定的战略意图。如果说红一、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有一个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曲折过程，红25军的长征则是一曲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凯歌。
1935年11月初，率陕甘支队（中央红军主力）到达陕北的毛泽东，在甘泉地区会见红25军主要领导人徐海东、程子华（当时已担任红15军团主职）时，充分肯定红25军的远征功绩，称赞红25军为革命立了大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多次称赞徐海东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”。毛泽东对红25军和其主要代表人物徐海东大将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，主要是因为红25军的长征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重要作用。毫无疑问，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整个长征中，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各路红军是互相配合、互为依存的，党中央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起着主导作用，红四、红二方面军是重要的战略力量。红25军人数虽少，但在红军长征史上却发挥了战略性作用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：
（1）在长征途中创建鄂豫陕根据地，牵制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，对其他主力红军是一个有力的配合
长征期间，各路红军都有创建新苏区的计划，但真正实现了计划的只有红25军。红二方面军在长征初期（当时称红二、六军团）曾在黔西、大定、毕节争取建立根据地，1936年2月8日在黔西建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。但因敌重兵围攻，红军主力于2月27日便撤出黔大毕地区，根据地政权只存在了19天，各项工作尚来不及展开。而红25军开创的鄂豫陕根据地，坚持达半年以上，建立了边区、县、区、乡各级政权，苏区人口约50万。鄂豫陕边区北靠秦岭，南濒汉江，山峦连绵，丛林茂密，便于开展游击战争。在这里建立根据地，树立起一面红旗，牵制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两次前来“围剿”，对南面的川陕苏区、北面的陕甘苏区和长征中的中央红军，都起到了战略上的支持和配合作用。
（2）挥师西征北上，直捣敌人后方，有力地策应了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
长征途中，红25军总是千方百计寻求中央的信息和指示，力图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。在威逼西安的作战中，红25军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，并有北上动向。不久又通过党的交通员石健民确切证实了这一消息。此时，红25军的领导者们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重大抉择。1935年7月15日晚，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。省委全面分析形势，认为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“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行动，迅速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”。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25军西征北上，同时确定留下部分武装，组成红74师，继续坚持鄂豫陕边区的斗争。
如果说红25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，还是在接到中央指示后进行的，那么，这次撤离鄂豫陕根据地进行第二次转移，则是在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，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决策。它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需要，符合党中央率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意图。徐海东等曾在会议上表达这样的决心：我们这几千人牺牲光了，也要牵制敌人，使一、四方面军顺利北上，这对全国革命也是有意义的。1935年7月16日，红25军4 000余名指战员离开鄂豫陕苏区，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。红25军以神速行动攻占甘肃两当县城和胡宗南后方基地天水，继克秦安县城，威逼静宁，切断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达18天之久。红25军犹如一把尖刀，直捣敌后方，在敌阵营引起极大的恐慌。蒋介石从成都行辕接连发出五道电令，调兵遣将，堵截、追击红25军。他在8月10日的电报中称：“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，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，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，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。”这样，红25军的行动有力地钳制和吸引了大批敌军，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，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。吴焕先政委是红25军上述一系列行动的主要指挥者，他在这次行动的后期不幸牺牲。在《吴焕先烈士碑文》中，称赞他领导的西征北上是“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行动，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”。
（3）先期抵达陕北，以战斗的胜利巩固陕甘苏区，为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作出了特殊贡献
红25军在陇东地区与敌周旋期间，每天都派人通过各种途径探寻中央红军行动的确切消息，但一无所获。此时，多路敌军正从不同方向围堵红25军。省委和军领导鉴于一时难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，便决定北上陕甘，“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”，“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，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”。9月初，红25军强渡泾河，于15日抵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，与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。至此，红25军历时10个月，转战10000里的长征胜利结束，成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。红25军和陕甘红军会师，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。为统一指挥作战，两支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，共7000余人，增强了陕北的革命力量。当时，蒋介石调集东北军11个师及陕甘宁晋绥5省地方部队，正在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“围剿”。如果没有红25军及时抵达，陕甘苏区的局势将十分严峻。两支红军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在军团长徐海东、政委程子华、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指挥下，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前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，接连进行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，歼敌6800余人，以战斗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，为即将到来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做了最好的准备工作。
尤为重要的是，红25军和陕甘红军取得的一系列胜利，在敌方阵营引起极大震动的同时，也为党中央最后确定将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提供了依据。据现有资料，在红25军抵达陕北之前，党中央尚未明确把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。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提出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，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，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。9月27日，党中央率陕甘支队进入榜罗镇，从报纸上获悉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，第二天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，重新讨论行动方针问题，明确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，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。同年10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，毛泽东曾就此事讲过一段话：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，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，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，所以改变决定，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……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。
另外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，由于沿途打了多次歼灭战，特别是在同陕甘红军会师后进行的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，全歼装备精良的东北军第110师，缴获轻重机枪310挺、火炮20门、长短枪4300余支和其他大批军用物资。红25军堪称当时主力红军中装备最好的部队，每连有9挺机枪，齐装满员。而刚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，在枪支、弹药、经费、物资和兵员方面都十分困难。徐海东、程子华了解到此情况后，便主动从每个连队抽调3挺机枪，调集大批长短枪、弹药等支援中央红军，这对于中央红军迅速恢复战斗力，对于紧接着进行的直罗镇战役（红15军团与红1军团并肩作战、为陕北革命大本营奠基之役），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毛泽东在1935年11月30日庆祝直罗镇战役胜利大会上作报告，谈到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，第一条就是“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”
1988年，徐向前元帅在为《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》作的序言中指出：红25军“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，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，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”。
（4）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
红25军长征进入陕南后，打垮了对鄂豫陕边区“围剿”的陕军3个旅，后又同陕甘红军一起打疼了东北军。张学良、杨虎城由此认清了“剿共”是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手段，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前途。1946年9月，周恩来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曾指出：“红军长征到陕北，东北军开始进攻。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、一个旅，后来又打垮了一个师。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，要求抗日。中共在这种条件下，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，双方取得默契，互不攻击，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。”
徐海东等指挥的红15军团，在榆林桥战斗中歼灭东北军第107师4个营，俘虏中有个叫高福源的团长，曾当过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。经过教育，高福源转变立场，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被派回东北军做争取抗日的工作，对促进张学良停止内战，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西安事变发生后，何应钦令刘峙率5个师进占潼关，西安局势空前紧张。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张学良、杨虎城商定，集中红军主力和东北军、西北军，在西安以东地区准备迎击刘峙部的进攻。徐海东率部迅速开赴预定地区，对制止亲日派的进攻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（5）播撒革命火种，保存和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
红25军长征出发时，留下部分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。这支部队在高敬亭领导下，发展到2000余人，使1927年黄麻起义举起的革命斗争旗帜始终飘扬在大别山区。
红25军在长征途中，充分发挥“宣言书”、“宣传队”、“播种机”的作用，特别是成功点燃了陕南地区的革命烈火，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。红25军主力撤离时，留下部分武装，在郑位三、陈先瑞领导下组建红74师，后发展到2100余人。
红25军长征为我党保存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主力红军，出发时为2980人，抵达陕北后为3400人，加上留下的一个根据地和途中创建的一个根据地的红军，其保存和发展的红军部队达7500余人。他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骨干，在以后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，发展成为一支支英勇善战的劲旅。
